據(jù)陸費逵回憶，清末教科書中“最占勢力者，為商務之最新教科書、學部之教科書兩種”（《與舒新城論中國教科書史》）圖書。學界對清末商務印書館及其靈魂人物張元濟多有研究。然而，作為官方教科書編寫機構(gòu)的學部編譯圖書局，就沒有那么幸運了。學界鮮有關于這一機構(gòu)的系統(tǒng)研究，即使在相關著述中提到它，也大多描述興廢、條陳典章、羅列課本，泛泛而談，基本上見物不見人。相關研究大多會提到第一任編譯圖書局局長袁嘉谷，但他在任時的情況，知者了了。

袁嘉谷生于1872年，云南石屏人圖書。他曾參與康有為、梁啟超在京組織的強學會，深受維新思想影響。1903年，袁嘉谷考中進士，同年又應經(jīng)濟特科，復試列一等一名，成為云南歷史上唯一的狀元。他參加這兩次考試的試題都與當時教育革新有關，會試試題涉及日本的學制改革，經(jīng)濟特科首場試題涉及《大戴禮記》與德育、智育、體育的關系。第二年，袁嘉谷赴日本考察學務、政務。回國后，袁嘉谷任職學務處，后又進入新成立的學部。1906年，學部編譯圖書局成立，接收了原總理學務處編書局的業(yè)務，原督辦編書局的翰林院侍讀學士黃紹箕已被派到湖北擔任提學使，學部推薦時任學部行走的翰林院編修袁嘉谷擔任編譯圖書局局長。

編譯圖書局坐落于四譯館舊址，因辦公需要，新建了著書樓圖書。1907年夏，著書樓落成后，袁嘉谷賦詩一首：“赫赫帝王都，塵軟春風陌。辟此地數(shù)弓，高筑樓百尺。壓檐新竹翠，入窗初月白。感觸平生心，狂題三字額。云山伴吏隱，文學事竹帛。本非虞卿愁，休論仲蔚宅?！保ā杜P雪堂詩集》卷八）大概不少進士出身的局員并不是很滿意自己的仕途現(xiàn)狀，認為從事圖書編纂與歸隱著述差不多，所以袁嘉谷以這首詩來鼓舞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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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圖書局成立之初，有人建議，學部可以通過圖書版權(quán)盈利，袁嘉谷反對，他說：“生財乃財部事，非學部事也圖書?！保ā对喂饶曜V》）所以，編譯圖書局編的教科書價格便宜，這也導致民間出版的教科書降價。按照當時學部的機構(gòu)設置，教科書的審查權(quán)并不屬于編譯圖書局，而歸總務司審定科。但從史料記載來看，袁嘉谷也擁有審查教科書的權(quán)力，不僅可以審查本局編寫的教科書，還可以審查民間編寫的教科書。因此，不少民間書商邀請袁嘉谷入股、吃飯，或者向他饋贈，他一概推辭。清末教育革新之際，不僅學制仿效日本，教科書編寫也仿效日本。學部教科書也不例外，有時采選部分日本教材內(nèi)容。學部日本翻譯以版權(quán)為由質(zhì)問編譯圖書局，袁嘉谷毫不客氣地回答：“中華文獻，爾國傳頌千余年，未聞華人向汝索取版權(quán)。區(qū)區(qū)教科書，豈我國典籍可比！”（同上）日本翻譯無言而退。

依照當時編譯圖書局的章程，局員由局長聘任圖書。據(jù)記載，袁嘉谷“延聘繆荃孫、羅振玉、王國維、高步瀛等名流共舉其事”（同上）。其實，曾在局中與他共事的名人遠不止這些。其他還有副局長王仁俊，擅長文史之學；副局長楊兆麟，光緒二十九年探花，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后繼任局長；劉福姚，光緒十八年狀元，翰林院秘書郎兼任編譯圖書局總務總校；任職總務股的陳寶泉，后來擔任北京高師校長；任職總校股的陳毅，是學部許多重要文件的起草者；任職經(jīng)學修身股的王壽彭，光緒二十九年狀元，清末出任湖北提學史，民國時期出任山東教育廳長和山東大學校長；任職國文股的陳云誥和章梫，前者是著名書法家，后者編有《康熙政要》；任職歷史地理股的蔣黼，是中國教育史與中國貨幣史研究的先驅(qū)；任職日文股的樊炳清，既是翻譯家，也是知名學者；等等。近代以來不少出版機構(gòu)人才云集，但像學部編譯圖書局這樣同時有幾位狀元一起共事，絕對是一道獨特的風景。

這些局員當中，留給袁嘉谷印象最深的，當屬王國維圖書。王國維到學部任職，是羅振玉推薦的。學部尚書榮慶、侍郎嚴修安排他到編譯圖書局，兼在總務司行走。依照當時圖書局的章程，只有編書成績卓著的局員，才有可能在學部其他部門兼職，這實際是給局員一個仕途晉升的機會。特別是總務司，辦理日行公事，為仕途要路，對于一般局員來說，到總務司任職求之不得。但王國維不這樣看。他到了總務司后，當天就回到編譯局，對袁嘉谷說：“別樣不能，到部以來，得先生優(yōu)待薪水百兩，足敷應用。至于日行公事，全不相近，只愿與先生編書，不愿再到總務司去?！保ā段以趯W部圖書局所遇之王靜安》）袁嘉谷當時就覺得王國維實在難得，向榮慶、嚴修說明此事，王國維便不再去總務司了。

袁嘉谷回憶王國維供職圖書局的情形，十分生動：“當他在我下面做事的時候，自入局之日定一個座位，每日只見他坐在他的一個座位上，永不離開圖書。他對于外國文字的程度，不能讀而卻能看，就極高深的他都能看。他為人真是簡默，在局三年，不曾說上一百句話，別人與我高談雄辯，而他靜坐不語……我想靜安這個人真是如莊子所說的木雞一樣，他一言不妄發(fā)，一事不妄為?！保ㄍ希┩鯂S與袁嘉谷共事三年期間，家里大事不斷，如夫人、繼母先后去世，又續(xù)娶潘氏，他要請長假從北京趕回老家海寧。依照學部的章程，除星期例假外，每月請假不得過二日（請假半日者積算），并須先向本司廳局員陳明緣由。請假過二日者，移付會計司，按日核扣薪水。袁嘉谷憶及王國維請假之事說：“他每到請假，我都是照給薪水與他，因為我們都是很看得起他的。”（同上）袁嘉谷愛才之心可見一斑。

作為編譯圖書局一把手，袁嘉谷負責局里全面的工作圖書。但他干預教科書具體事務的事跡，在其文集中并不多見?，F(xiàn)在能看到袁嘉谷有關教科書的論述，集中體現(xiàn)在《學部編譯圖書局〈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序》一文當中。編譯圖書局最早編出的教科書就是初等國文教科書，這篇序言雖為初等國文教科書而寫，實際所論遠不止于此，稱得上一篇大文章。該文縱論中國訓蒙教材的發(fā)展，對代表性的傳統(tǒng)蒙學教材一一點評。例如，袁嘉谷批評朱子《小學》“非童蒙所盡喻也”。他還引用清初著名學者陸桴亭的觀點說：“文公所集，多窮理之事，近于《大學》。又所集之語，多出《四書》《五經(jīng)》，讀者以為重復。且類引多古禮，不諧今俗，開卷多難字，不便童子。此《小學》所以多廢也?！痹喂冗M一步指出編寫兒童教科書所應注意的問題，他說：“近世教育日興，研究兒童心理者日進。教授兒童之書，宜簡不宜繁，宜實不宜虛，宜變換不宜故常，又必就其習見習聞之事，引其推究事物之興趣。且副于智育、德育、體育之宗旨，切于今日國民之應用?！蔽闹校麑帉懗醯葒慕炭茣碾y處和心境有細致的描述：“新字之遞加，舊字之復習，文句之短長，教材之選擇，他科之聯(lián)絡，時序之排列，聚二十三省之人才，擇三四千字之適用，幾經(jīng)討論，幾經(jīng)棄取，期以培養(yǎng)新知，商量舊學，適成我國民教育。執(zhí)筆之余，動多牽掣；苦心絀力，勉勉皇皇。然則是書之成，安敢自信而共信?！笨梢?，學部編譯圖書局對于自己編寫出的教科書，并沒有足夠的自信，因此，“仍審定國內(nèi)書坊佳本，得以并用”。然而，這篇在出版史和教育史上重要的文獻，并沒有作為序言放到正式出版的教科書中，因為學部官員認為這篇序不當引用陸桴亭的觀點來駁斥朱子《小學》，所以，袁嘉谷把這篇序保存在文集當中。該序按語還透露了他在局中任職期間遇到的新舊思想交鋒：“是時新舊互爭，新者疑教科書不用字母（時字母有王派、勞派、江派），舊者疑教科書不全用古書?！弊詈缶掷锾岢隽颂幹梅桨福骸坝醚晕暮弦恢?，先易后難。”這顯然是在新學與舊學之間、中學與西學所采取的折中方案。

袁嘉谷任職期間，編譯圖書局陸續(xù)制定了比較完備的章程圖書。有些細節(jié)規(guī)定讓人印象深刻。例如，《書記畫師辦事章程》規(guī)定：“書記現(xiàn)用之筆，已經(jīng)實驗，每支能寫三萬字左右，每人每月發(fā)給筆三支，按十日一發(fā)，五錢重墨二塊，半月一發(fā)?！边@一細節(jié)足以反映當時局里管理之嚴格。宣統(tǒng)元年年底，御史趙炳麟奏陳整頓財政學務事宜，質(zhì)疑編譯圖書局辦事不力，建議其下“不作功課掛名人員，應予裁汰”。經(jīng)調(diào)查，“圖書館編譯已成之書，計有七十余種，成效尚屬可觀，章程亦稱嚴密，似可毋庸另定。”（《清實錄·宣統(tǒng)元年十一月下》）此事不了了之。雖然這時袁嘉谷已經(jīng)離開編譯圖書局大約兩個月，但是，這件事從一個側(cè)面說明，袁嘉谷任職期間局里的制度建設，頗有成效，沒有明顯的漏洞。

袁嘉谷在任期間，編譯圖書局還設立了研究所圖書。根據(jù)《研究所章程》，“附設研究所，隨時研究，以增長局員編譯教科書之知識”。研究所創(chuàng)設之初，聘請精通心理學、教育學及教科書編纂法之人作為講演員，為局員講解以上各學科知識。章程規(guī)定，自局長以下均為研究員，入班聽講不得無故不到。等這些課程講完了，局員自行研究。自行研究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于局員中其已編有成書者，使說明編纂時之體例；其已經(jīng)認定編何書者，使說明擬定之體例，由各局員批評咨詢，以收隨時集思廣益之效。（二）由本京各學堂之教習，擇其素有經(jīng)驗者，認定數(shù)人，輪流到局，講明本局已出之書，于實行教授時，有何不合之處。（三）各省教育總會及提學司報告何書最善，何書尚當改正者，皆取為本局局員切實研究之資?！笨梢姡謫T自行研究包括三個方向：一是局員之間交流編寫教科書的經(jīng)驗，二是局員定期聽取一線教習使用教科書的意見，三是局員研判各省權(quán)威教育機構(gòu)對教科書的評價。這三種研究取向形成了一個立體化的教科書研究策略，對于那些具有科研雄心的教科書出版機構(gòu)來說，至今看來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目前沒有看到袁嘉谷參加研究所活動的資料，但他本人有濃厚的學術興趣，尤其在經(jīng)史之學方面圖書。袁嘉谷曾與章太炎相晤，“談論史學，甚洽”。其后章太炎曾對其弟子說：“袁君研精史學，吾不如也?！保ā对喂饶曜V》）章太炎的話大概有謙遜的成分。不過，能夠與章太炎談學問談得融洽，入得他的法眼，學術水準絕非等閑之輩。此外，據(jù)袁嘉谷回憶，1909年秋，伯希和攜帶他所得的敦煌石室書卷，同唐代宋初以前的種種圖籍到了北京。袁嘉谷與局員相約去看。擅長史學的副局長王仁俊十分珍惜這個機會，竟然自帶燒餅去抄書，餓了就啃點燒餅，怕耽誤了抄書。當時伯希和只讓大家看，不許用手摸。王仁俊一個人不分晝夜地抄，不久就印了出來。當時一起去的局員還有蔣黼、王國維等，羅振玉等一流學者當時也在場。袁嘉谷記下的這則軼事既反映了他對學術的重視，也反映了當時編譯圖書局崇尚學術、勇追學術前沿的氛圍。

1909年秋，袁嘉谷離開編譯圖書局，到浙江擔任提學使，繼而兼任布政使，達到其仕途的頂峰，在浙江留下很好的口碑圖書。民國時期，袁嘉谷還在云南大學等文化教育機構(gòu)中擔任過多種職務。日本發(fā)表“對華三原則”后，袁嘉谷憂心忡忡，對家人說：“人知愛國愛家，必以學問、經(jīng)驗立其根本，處心積慮者久矣；我則人民知識猶淺，不暇自顧，徒以大國自豪。人侵我，我不備，戰(zhàn)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見之矣?！保ㄍ希?937年12月，袁嘉谷病中起草《責倭寇》文，未竟而卒。在他留下的大量著述和后人編寫的年譜中，直接涉及學部編譯圖書局的信息雖然不多，但從這些只言片語中，我們還是能夠一窺這位教科書史上很容易被忽略的重要人物的事跡與情懷。（王世光）